北魏建都平城以来，大同成为东西南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十字交汇中心。

北魏文化的寻根之旅

　　北魏建都平城以来，大同成为东西南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十字交汇中心。北魏王朝汉化改制等一系列政策的施行，扭转了五胡十六国造成的分裂混乱局面，把北方地区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嘎仙洞到平城，是鲜卑人由蒙昧向文明之路的追寻，经历了三次大的迁徙。嘎仙洞初期的鲜卑人，在经历了近千年的成长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于是有了第一次迁徙。由大鲜卑山迁徙至大泽，实现了由狩猎向游牧的转变。

此后，又由广袤的大草原迁徙至阴山下的盛乐，实现了第二次转变，由游牧向农耕靠近。第三次转变是从盛乐到平城，这次迁徙使他们融入中华文化圈内，也是鲜卑人的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

　　位于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是拓跋鲜卑的祖居石室，地面高出平地约5米，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27米，是一座天然巨型石洞。当考察组的学者来到心心念念的嘎仙洞时，无不被眼前这座充满神秘、神奇色彩的石洞所震撼。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七月，在听取了乌洛侯国遣使汇报寻找到“祖宗之庙”之事后，北魏皇帝拓跋焘立刻命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㝹，率人长途跋涉来到北方的大山中，在祖先居住的嘎仙洞山洞前进行祭祀，又在山洞石壁上刻下祝文，以记录此事。“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

应受多福，光宅中原。”大同大学教授、文史学者马志强说，这次祭祀三牲用的是马、牛、羊，而我们传统祭祀活动的三牲用的是牛、羊、猪。从三牲的构成上有明显的拓跋鲜卑民族特征，这一方面表示当时拓跋族汉化及改革正在路上，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要表达与东北其他民族的亲近和对北方传统习俗的认同。

这次祭祀以及镌刻祝文，既有寻根祭祖的意味，又有宣誓威风的意图，还有表达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随行记者崔莉英特别关注石刻文字，她说，北魏平城是魏碑书法的发祥地和源头，魏碑书法作为大同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融入鲜卑人棱角分明的个性。此次赴内蒙古鄂伦春旗嘎仙洞探访，看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雕刻在嘎仙洞壁上的石刻祝文，祝文带着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书风，有雄浑朴茂的魏碑书法特点，也有鲜卑民族犷悍之气，是北魏平城时流行的书法体例。

而后在辽宁义县的万佛堂，又看到了《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的碑刻，堪称是魏碑书法的极品，起笔斜入，字形欹侧，结构谨严，笔风紧峭，是平城魏碑发展到后来的样貌，这方碑刻，具有北魏太和年间脱尽隶意的魏碑书法风格特点。崔莉英说，从嘎仙洞的石刻祝文和万佛堂《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这两方存留至今的魏碑书法真品，可以看出平城魏碑书法的融合与转变。

　　在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看到拓跋鲜卑郊天坛模型时，西郊祭天的场景似乎近在眼前，这也让来自大同的学者们想到了魏都平城的北魏明堂。据《魏书》记载，拓跋鲜卑祭天是从始祖拓跋力微三十九年（曹魏甘露三年，258年）开始的，这标志着拓跋鲜卑告别蒙昧，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史学者宋志强认为，北魏登国元年（386年），太祖拓跋珪“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可视为北魏西郊祭天制度的雏形。天赐二年（405年），再次改定西郊祭天礼仪，此后遂成定制。

源于原始天神崇拜的拓跋鲜卑西郊祭天仪式，立柱七木、七人执酒、女巫行事等等，是北魏作为鲜卑族统治政权诸多不同于中原传统的制度和习俗之一，几乎贯穿了整个北魏盛乐、平城时代的始终。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逐步制定出一套皈依中原传统礼仪制度的祭祀礼仪，西郊祭天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鲜卑文化与汉文化走向汇流。

　　坐落在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的大凌河北岸的万佛堂石窟，始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摩崖石窟群，不仅保留了北魏时期的佛像雕刻、绘画和石窟建筑艺术,而且还保存着两方当时的碑刻，是中国北方石窟造像艺术宝库，对研究辽河流域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同时石窟东区4号窟的韩贞造窟题记，现存200余字，题记不仅记述了造窟的始末，还是研究契丹早期历史的珍贵资料。

　　万佛堂石窟与同时期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北魏最著名的三大石窟，它脱胎于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万佛堂石窟有助于研究同时期的石窟，探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石窟寺文化，分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工匠的高超技艺。石窟内的壁画涵盖大量古代少数民族的生活情景，又有中原文化的特色，对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民族交融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是研究辽河流域佛教源流、雕刻艺术以及历史地理的现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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